曾有个急于致富的美国青年在一次聚会上，偶遇了美国最著名的投资家、亿万富翁巴菲特。年轻人一看机不可失，就斗胆上前求教：“巴菲特先生，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在美国入哪一行赚钱最多最快呢?”巴菲特笑笑说：“很多聪明的年轻人都问我这个问题，我只能一只手捏着鼻子，另一只手指向华尔街。”

　　巴菲特虽然不喜欢华尔街的“铜臭味”，但他不得不承认，进入华尔街是实现发财梦的最佳途径之一。尽管眼下经济危机还在继续，浩浩荡荡的占领运动也曾席卷全球，但纽约曼哈顿岛南端的这条小街道，仍然像个大的磁场，不断吸引着全世界的精英前去一试身手，其中自然不乏华人追梦者。

　　华尔街人吃的是青春饭

　　华尔街控制着世界上至少过半的金钱，它所导演的悲剧、喜剧、丑剧和闹剧，既与国际风云相连，也与每个人的利益息息相关。

　　金融危机下的大规模裁员，加上美国金融监管的压力不断加大，实际上美国银行的成本压力非常高，尤其是如今全球的监管机构要求资本充足水平要提高，包括像美国的花旗银行、摩根大通等，它们最高的资本附加费用大概要提高到2.5%。这使他们不得不从多方面缩减成本，保住利润，缩减薪酬。

　　以上这些信息不禁让人们心生疑问：熊市当道，华尔街是否风光不再?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尽管总体薪酬水平可能会下滑，但华尔街金融业者的薪酬仍令多数普通员工望尘莫及。华尔街员工一年能赚取10万到100万美元不等的基本工资，而且他们的多数薪酬将来自年末的一次性奖金。

　　华人聪明、数学成绩好，很容易在华尔街找到机会。在华尔街从事金融的华人可用成千上万来形容，有的人甚至在四大证券公司里位居高位，掌管着上百亿美元的资金。但从整体上来看，目前绝大多数华人还是从事金融分析、资料统计、评估等“定量分析”工作，他们的角色多是配角，只是提供咨询报告，能真正进入决策层的实属凤毛麟角。

　　郭杰刚到纽约时只是租了个小小的公寓。有多小?相当于上海的老式一室户。那时候，家里只有一桌一椅和一部电脑。因为买不起床，他晚上就睡地板，平时惟一的消遣就是去健身房练举重。2007年进入华尔街的一家证券公司工作，在2008年的裁员潮中保住了饭碗，现在的他已住进曼哈顿豪华公寓，在欧洲订做了成套的家具，而且银行账户里也多了700万美元的存款，但他觉得自己的生活质量却不如从前。

　　“我每天最多睡4个小时，床再高级也没用，平时根本没有健身的时间。”郭杰回忆道，工作最疯狂的时候，有整整两年，他周一到周五在公司作股票交易，周五晚上坐飞机去拉斯维加斯，在赌场里连赌48小时，周日再坐夜间航班回纽约，下飞机后直奔办公室，开始又一周紧张的工作。“当时处在一种极度兴奋的状态中，金钱的冒险成了一种戒不掉的毒瘾。现在回忆起来，完全不是正常人的生活。”

　　巨大的压力是华尔街人干活不要命的一个原因。他们中多数人都是抱着“干20年赚够一辈子的钱，然后离开逍遥”的想法，其实这样的想法并不是出于对自己意志的鼓励，而是源于华尔街比任何地方都懂得优胜劣汰的法则。

　　“走进华尔街的任何一家公司，你都看不到50岁以上的人。”郭杰说：“华尔街人吃的是青春饭，这里的工作人员都是25到40岁的生力军。”华尔街的工作实在是“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干到40岁的时候，多数人就已经灯枯油尽，无以为继了。

　　华人精英喜欢单干

　　在汇聚世界精英的华尔街流传这样一种说法：一个印度人做了头儿，第二年他手下全是印度人;一个中国人当了头儿，第二年他周围就剩他自己了。

　　自2000年以来，印度已经成为美国信息技术业最大的承包国。华尔街各大公司将大量的职位迁移到了印度，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降低生产成本。特别是在过去的两三年间，这种趋势更是愈演愈烈，势不可挡。

　　印度人能立足于华尔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的团队合作精神。这种团队精神特别体现在善于利用传、帮、带上面，说得夸张一点儿，真有些兵团作战的感觉。

　　据华人李汶观察，在美国的印度技术人员，通常是一个业务高手先把活儿承揽下来，然后再招聘两个新手;高手分配活计给新手做，新手一两年后出头，然后出去再带新人，逐渐把其他族裔的员工排挤出这个行业。

　　更重要的是，印度人不甘心只做技术员工，他们的眼睛还会紧紧地盯住管理阶层。一旦当上经理，他们就有雇人的权力，这样用不了多久，他的下级便全是印度人了。现在，华尔街的每个房间里几乎都看得见印度人，有的公司食堂里居然开始提供印度餐。难怪华尔街会流传本段开头这样说法。

　　印度人崇尚“团队合作”，中国人则偏爱“单打独斗”。

　　华裔李汶几年前到美洲银行上班之前，花旗银行证券部刚好也要招人，安排她去面谈的猎头是个韩裔美国人。他兴致勃勃地介绍道：“你要去的那个组，头儿也是中国人，博士，水平相当高。加上你们背景相似，都是从中国来的，你的资历也符合他们的标准……”言外之意是：如果我实力到位，中国人总会帮中国人的，他这笔生意是稳拿了。

　　“带着他的鼓励，我信心满满地踏进了花旗银行的大门。第一轮和我面谈的是3位银行的组员，其中还有一个中国人，都对我印象不错。这下猎头兴致更高了，立刻安排我去见那位博士组长。 ”李汶说。

　　第二次去花旗时，李汶早到了15分钟，在会客室坐得有些不耐烦，便伸出头四下张望，刚好发现那位华人博士组长过来冲咖啡。看到熟悉的面孔，又是同文同种，她赶忙跨上一步想同他套近乎。不料对方看到我就像见了鬼似的，立刻慌里慌张地躲开了。“莫名其妙。”李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那天晚上我一直等着猎头的消息，然而电话却没有如期而至。次日中午手机终于响了，只听猎头气恼地说道：‘我真搞不懂你们中国人，简直太奇怪了!明明你最适合那个位置，博士偏说不合适。我逼问了半天，竟然是因为顾忌到如果手下再聘用一位中国人，有抱团儿的嫌疑。你说这算什么理由?’”对于这样的结果，李汶觉得很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