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让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变。1977年，中国GDP总量3221亿元，人均GDP 341元，而到了2009年，中国GDP已达到335353亿元，人均GDP更达到3678美元。快速增长的财富在让中国的实力日趋强大的同时，也使无数人脱离了在温饱线上挣扎的贫困状态，晋升为社会中的“中间阶层”，更使相当一部分人爬到金字塔的顶端，成为中国的“富裕阶层”。然而，这部分群体中的大多数人，不乏各行各业的人才和精英，却迫切地走上了移民的道路，选择将他们的财富转移到发达国家去。

　　据美国国务院公布的资料显示：2008年10月－2009年9月的上一联邦财政年度获批的EB-5类签证移民（投资移民）总数，已从2008财年的1443人升至4218人，其中七成左右来自中国。而加拿大移民局的数据显示：2009年，加国投资移民全球目标人数为2055人，中国大陆的名额就占了1000名左右。以两国最低投资门槛计算，仅2009年，从中国流向加拿大的财富至少在23.5亿元人民币，流向美国的则超过了100亿元人民币。

　　国内某位专事负责投资移民业务的经理说：“大部分中国人选择投资移民，首先是为自己创造收益，其次是寻求内心的安全感。”不过，这部分人并不是离开中国。他们的普遍做法是把身份放到那里去之后，就回来照顾国内生意。在国内，他们已经具有相当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基础，而在移民海外后，他们又会逐渐建立起自己的社交网络。中国市场大，机会多，财富积累处于上升期，而移民国则福利完备，教育资源丰富，资产安全系数高，诸如此类的因素使中国的投资移民不愿割舍任何一方，宁愿自己保持“两地跑”的现状。

　　目前，这种现象在国内已经日益普遍。事实上，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安全感以及想追求生活的质量是促使不少“有产者”选择移民的重要原因。但是，从问题的另一面看，则是中国的财富和知识精英们在国内无法获得这种“安全和幸福的感觉”。

　　从财产安全上看，在国内目前事实上的贫富两级分化的现状下，导致中国社会普遍对有钱人的财富来源是否公平公正产生了天然的怀疑。大众普遍对富裕阶层带有“原罪”的推定，因而，心理上情感上有某种“仇富”心态，对其社会形象品行良知认可度很低，这也让他们感到极大的不安和压抑。其次，中国对私有产权的保护还做得很不够，这让逐渐成长起来的“有产阶级”感到缺乏保护。第三，中国的富人们始终处于一个夹缝中求生的尴尬群体。有相当一部分人的财富或多或少是依附于权力而获得的，而在有着垄断和腐败的权力下，一方面，他们只能通过此一条路来获得市场上公平或不公平竞争中无法获得的收益。几乎每一个腐败的案件背后都离不开资本的影子，一旦东窗事发，他们将不可避免的受到牵连。另一方面，即使是靠合法经营积累起来的财富也随时可能会被某些腐败的权力打倒在地或者收刮殆尽。无论何种情况，这些富人随时可能受到权力的牵连，丧失其财富。

　　子女教育也是不少人移民的重要原因。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在教育资源匮乏而又极其不均的状况下，无法保证每一个孩子获得公平和最优秀的教育环境。此外，污浊的空气、效率和技术相对落后的医疗、混乱的社会治安、在一线城市让人难以忍受的堵车，诸如此类的或大或小，林林总总的理由足以使他们选择国外更高的生活质量。

　　从法律上说，移民国外当然是个人的基本权利。但是，源源不断的财富以及人才外流显然不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而要想改变这种现状，显然就是要从体制改革着手。中国的移民最根本的原因是看重了国外的制度，而完善的制度意味着财富安全、教育和福利。这正反衬出中国当下的不足。未来，中国社会要向好的方向发展，就应该建立起让有产者感到安全的体制，能够得到良好的教育和充足的福利保障的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