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小萌(化名)刚刚办完加拿大投资移民。

　　谈起异国的新生活，她语气兴奋——生活舒服、没压力，养老金制度让人放心，福利实惠而覆盖面广。吕小萌的孩子在她办成移民之前就在加拿大读中学，妹妹全家11年前已移居加拿大。通过做房地产经纪的妹夫引荐，吕小萌能很好地把在国内的房产生意与加拿大对接。她在多伦多一处高档社区买了房子，已经装修完毕，环境和邻居都很友善。从机场去新家时，蓝天、白云以及泥土的腥味令她心醉。

　　为吕小萌装修地下室的也是一位中国移民。这位装修公司的老板原是沈阳一家大型国企的总经理，月薪2万多。但他女儿有先天残疾——耳聋。父亲为了让女儿接受最好的语言教育而在沈阳和北京之间往复奔波，由此带来极重的经济负担和极重的精神压力。妻子与他离婚后生活变得更加艰难。转机出现在他移民加拿大后。“加拿大福利好，现在有三个老师教他女儿。小姑娘10岁了，用英文和中文与人交流都无碍，要是留在国内就‘死’定了。”吕小萌说。

　　中国式新移民

　　吕小萌和为她装修房屋的小老板是中国新一代移民的缩影。

　　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涌现了三次移民潮。与上世纪70年代末底层劳工为主以及上世纪90年代末留学生为主的两拨移民潮不同，第三次移民浪潮的主力军是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并且在新世纪的头10年中呈愈演愈烈之势。

　　据北京因私出入境中介机构协会会长齐立新介绍，在过去10年，大概有40万华人移民加拿大。而在最近三年投资移民急剧升温的过程中，中国房地产价格的高涨起了主导性的作用。

　　“房市造就了一批暴富的人，房产增值后，个人资产也极大增值。而过去10年中，教育、居住环境却一直停滞不前，这就形成了需求上巨大的反差。”齐立新说。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中介机构北京东方杰圣咨询有限公司的总裁。

　　出国留学网澳大利亚注册移民代理林硕佐证了齐立新的观察，“1995年至2000年之间，投资移民主要是做股票的，新世纪以来，尤其是2005年以后，主要是做房产的。”

　　齐一(化名)是一家房地产咨询公司的老总，他正在办加拿大投资移民。据他介绍，这个圈子里很多人都移民国外了。

　　根据从业经验，林硕觉得投资移民数量的增长一直保持了平稳的趋势，并没有暴增的节点。“以前移民比较低调，现在宣传力度增强了，似乎人一下子变得特别多。移民政策酝酿变化前夕有激增现象，那是政策原因。”

　　但他能感觉现在投资移民的主体多元化了。以前大多是四五十岁，资金不是特别多，去那边可能开个餐馆、超市，做点小生意。现在的移民投资各行各业的都有，英文水平也相对好一些。“最近几年也有年轻化趋势，‘官二代’、‘富二代’出去的比较多。”

　　移民留学中介北京澳星环宇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最近提交给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一份资料。这份资料如此描述投资移民的整体状况——大多数申请人包括房产在内的家庭资产在人民币500万以上、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出生，难以达到技术移民所要求的教育资历、英语水平及专业经验，但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通常有自己的企业或者担任公司管理人员。

　　“日韩移民是真的想去国外生活或者闯事业，而中国移民更多是想找条后路，或者为儿女教育考虑，自己的事业主体仍然在国内。中国办下投资移民的，大多是一方陪孩子去国外上学，另一方留在国内挣钱。这种候鸟式移民是中国特色。”林硕说。

　　吕小萌就是这样。她在加拿大生活了两个多月就回到了中国，因为她的房产生意大部分还在国内。在国内打理一段时间生意后她又将飞往加拿大坐 “移民监”。根据加拿大移民法的规定，移民成功后签发的是“枫叶卡”，而非永久绿卡。移民者需在一年之内登陆加拿大，并在签发枫叶卡起任何一个五年里累计住满两年才能保住永久居民身份。只要没有成为公民，就一直要履行这个义务。没坐够“移民监”，永久居民身份会被取消。

　　在移民国家中，加拿大吸收的移民数量最多，每年在全球范围内批准约5000多个投资移民申请和4万个技术移民申请。其次为澳大利亚、美国和新加坡。

　　对于中国移民来说，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这些传统移民国吸引了大部分投资移民者的目光。随着移民市场的扩大，英国、德国、南美的巴西、阿根廷以及传统意义上不接受投资移民的日本，也开始向富人们兜售他们的移民资格。

　　英国内政大臣特里萨·梅伊(TheresaMay)11月23日表示，英国明年4月会推出移民新政，将限制技术移民的数量，同时扫清了对国外富人移民的限制。高净值投资者和企业家们，只要能够创造财富，数量将不受限。

　　他们寻求什么？

　　北京市炜衡律师事务所的移民律师孙长刚总结推动中国人投资移民他国的原因，最主要的是良好的教育环境与福利制度；具有安全感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环境；健全的法治环境。

　　与候鸟式移民同样深具中国特色的是“为了孩子”。

　　齐一选择移民加拿大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让女儿过去接受更好的教育。他女儿小学成绩非常好，小升初时被择优跨区录取到一所市重点。进初一没多久，女儿就感觉有点跟不上班，因为她的同学们早就在寒假、暑假通过课外班把下学期的课程提前学完，再上课等同于复习，小姑娘觉得怎么努力都学不过人家。

　　“教改说了这么多年，还是应试教育。现在孩子上学越来越难，本该是培养学习习惯的小学，就已经开始加码，初中更恐怖。这种状况对孩子成长很不利。”齐一说。

　　“如果留在国内，我已经能看到孩子未来的路和基本的生活轨迹。我希望她能换一种活法，眼界更开阔一些，价值观更开放和包容一些。我希望她能活得从容自在，活出人性来。”

　　一位已经获得美国绿卡十几年的母亲告诉记者，他们夫妇本身并不在意绿卡，十多年来主要在国内工作和生活，绿卡的最大意义是可以让女儿更自由地选择学校。

　　北京澳星的总经理孙一宁将移民身份与北京户口相类比，“有北京户口的孩子可以更容易地考上北大或清华，而有加拿大或美国绿卡的孩子能更容易地上哈佛或耶鲁。”

　　“移民还能节省不少费用，发达国家的中小学教育基本是免费的，取得移民身份后读海外大学也可以按照本土学生的待遇。”

　　齐一认为，谋求资产的安全感是这拨移民潮的另一个动机。“转移资产并不意味着资产一定来路不明，更确切的是，国内社会、经济形势不明朗，生存环境也存在很多问题，整个社会人们的心态不平衡，导致大家有很多担心。在这些综合压力下，人们会考虑去国外投资项目、置业、养老会更安全。”

　　国外更安全、更高品质的生活环境也是一个吸引力。据林硕介绍，在悉尼偏远一点的郊区，花三四十万澳元(约194万-258万人民币)能买到一座带花园的独栋别墅，靠近市区一些的地方，大约五六十万澳元(约323万-388万人民币)、七八十万澳元(约452万-517万人民币)也够买别墅了。“在澳洲，大学毕业生起薪一般2万澳元左右，过得绝不会拮据。如果年薪达到七八万澳元，生活水平与国内年薪四五十万元的人相当。”

　　“国外的教育、医疗、法律体系都相当完善，不会出现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状况，不管大事还是小事，总会有一个渠道能解决你的问题。”林硕说。

　　林硕遭遇过一个信用卡遗失后被盗刷的经历。银行核对签名确认这笔钱不是他刷的之后，他不仅不需要还这笔盗刷的钱，相关的事务处理也不需要他操心，银行通过自身的保险体系处理了这笔无主债务。

　　在北京从事媒体行业的黄萍遭遇过同样的事情，她家人在法国出差时被盗刷1000美金。银行要求她按期还款，否则照常计息。为了维权，她四处查询政策资料，给银行、银联写信与银行相关负责人面谈、请人翻译法国警方出具的报案材料，耗时几个月才解决问题。

　　林硕在国内只接受留学咨询，不接移民业务。他觉得中国人这些年已经完全陷入信任危机，既不相信别人，也不诚信于人。“我说的每一句话他们都要琢磨是不是在骗人，我不想为每一句话辩解，去说服他们相信我。”

　　“在国外，如果我被骗了，人家会同情受骗者，指责骗人者。但在国内，人们的第一反应是——你被骗了？怎么这么笨？——两者的区别背后是思维方式的完全不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

　　当问及如果澳洲发生了三鹿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当事企业会被如何处理。林硕的回答是：“根本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首先，人做坏事不可能坏到这种程度；再次，澳洲的监管体系也不可能让事情发生。”

　　得失之间

　　移民并不是一项没有风险的投资。

　　移民局的批准只相当于给了一张允许登陆的机票。在加拿大移民中，很多人因为没有坐满“移民监”而失去永久居民资格；在澳大利亚，移民局批准之初给予的是临时绿卡，登陆之后，移民者将有4年的时间寻找项目，打理生意。4年之后，如果项目发展情况符合移民局的相关标准，才能获得永久绿卡。这才能算是投资移民的真正成功。

　　“澳洲每年投资移民配额大约2万，约有1万中国人获得4年临时居留权，但4年之后最终能获得永久居留权的只有10%，1000人左右。”林硕说。

　　据华裔移民律师周林峰介绍，美国移民局第一次批准的是临时绿卡，两年之后看移民者项目的经营情况，没有达到要求将取消临时绿卡，符合要求才可以“转正”。“这其中风险很大”。

　　上述那位已经获得美国绿卡十几年的母亲，她看多了两地分居的悲欢离合，也看多了中国移民们为了保住绿卡而来回奔波的艰辛，她和丈夫多年来为了不失去绿卡也花费大量的金钱和时间定期飞去美国居住。她的邻居是一对来自东北夫妇，目前妻子在美国陪读，丈夫在国内照应生意。这是她在美国见过的唯一一个成功的投资移民案例。

　　这位母亲在国内从事媒体行业。她觉得在美国无法实现个人价值，周围的移民们，很多去美国后做的都是低端工作，没什么技术含量，社交上圈子也不如国内大，其实很乏味。

　　在林硕看来，现在的申请者对于移民这件事的考虑还有些盲目，对移民的失败率认识不足。“还是要理性，如果不考虑清楚过去之后的计划，很难真正留下来。”

　　“一个新移民去澳洲，适应得快的大概要四五年才能融入，有的可能需要十来年，”林硕说，“即便留下来了，融入主流群体也不容易，澳大利亚人对美国和欧洲的关注还是更多，认同感更强，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不多，也就是有煤矿，能挣钱，这次上海世博会闭幕式悉尼进行了转播，挺难得的。”

　　但林硕不认为移民有回潮的趋势，“人的记忆会记住好的东西，忘记不愉快的东西。他们回来一段时间后，还是会回去的。中国和国外的差距还是太大了。移民回潮是一个伪命题。

　　“不过，中国一直在进步。”林硕说起他在北京一所公园遇到的场景。一个外国人没脱鞋站在公园供人休息的长椅上拍照，一位年轻的中国女孩看到了，走过去用英文礼貌地请他下来。“在中国像这样具有公民意识的年轻人越来越多，这样的人多了，中国就好了。”

　　“未来有待于政治体制和法律体制的改革，只有环境真正改变才能留住人才和资金。”孙长刚说。

　　孙一宁则强调，中国有必要研究承认或默认双重国籍，放宽中国绿卡。“这对吸引人才和财富回流非常有帮助，拥有海外身份的华人是对中国经济国际化很有利的一群人。”(田鹏 张然 王雨蓉 实习生李论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