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健康 国际著名植物生物学家、植物抗逆分子生物学领军科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首批“千人计划”入选者，中科院上海植物逆境生物学研究中心主任。

　　1967年生于安徽，1988年赴美留学，2000年受聘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植物科学系正教授，曾任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整合基因组学研究所所长，现为美国普渡大学生物化学系和园艺及园林系杰出教授。在植物抗旱、耐盐与耐低温方面做出了杰出成就，是世界植物科学领域发表论文引用率最高的科学家之一。

　　“你们别喊我院士，叫名字就行了。”朱健康一边与记者握手，一边说。

　　4月28日，朱健康出任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逆境生物学研究中心主任。中科院和上海市联合建设的植物逆境中心，可以说是为他量身定制，其目标是探索建立国际一流的新型科研机构，成为植物前沿科学与技术的创新源头，最终要培育出抗逆高产的农作物新品种，为国家的粮食安全做贡献。

　　现年45的朱健康，如何从皖北农村的一个穷孩子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在复杂的学术环境中，他能否不负众望，把植物逆境中心办好？

　　“你们的问题都很好。”朱健康喝了口茶水，挽起衣袖，用平实的语言一一作答。

　　出身和名校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对自己做的事有兴趣

　　朱健康是真正的寒门子弟。他出生在安徽北部阜南县的一个小村庄，兄弟姐妹5人，他排行老二。

　　朱健康的启蒙老师，是自己的父亲：“他是村里有名的才子，如果不上中专准能考上大学。后来爷爷奶奶饿死了，他中专没毕业就回了老家。”

　　朱健康的父亲不仅种地，养蜂、宰羊、盖房子、做家具样样精通，而且数学特别好，讲得通俗易懂。“他对教育非常重视，省吃俭用供我们上学。”

　　“考大学没有明确的目标，当时班里订了一本杂志《中学生数理化》，其中的一期有中国农大的图片，挺漂亮的，后来就报了农大。”农大四年，朱健康学得很轻松，毕业后考了北大的生物系。“当时觉得土壤专业太古老了，学生物更让人兴奋，所以没听老师保送土壤研究所研究生的建议，自学了生物的本科课程。到北大一看，最热门的就是出国，师兄师妹们都在考托福和GRE，自己也想试一试，后来就申请成功了。”

　　“现在许多同学是不是把上名牌大学看得太重要了？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讲，关键是要有兴趣。”他说，“有兴趣才愿意花时间、动脑筋钻研。如果对做的事没兴趣，再苦再累也不太可能有大的突破。”

　　在美国生活20多年，体会最深的有三点

　　1988年秋，朱健康从北大到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攻读植物学硕士。他说，这之后才慢慢真正了解了科学，觉得做科研挺有意思。

　　在美国留学、工作20多年，朱健康体会最深的有三点。

　　“一个是特别给年轻人提供机会。”他说，我27岁时成为奥本大学的助理教授。美国的助理教授和正教授一样，可以建自己的实验室，带博士、博士后。“我到2000年就提了正教授——并不是说我自己做得多么好，而是觉得给年轻人机会非常好，而不是非得熬多少年之后才能怎样。”

　　“另一个就是崇尚卓越。美国的学术氛围很好，大家都能够欣赏好的工作。在高校也好、研究所也好，大家关心的就是学术问题，在一起谈论也多是学术问题，很少在乎这荣誉那荣誉、这评价那评价。只要你把工作做好了，同事都会为你高兴。”

　　第三点就是勇于质疑的科学精神。“整体上感觉美国科技人员更善于独立思考，而不是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他特别讲了一件事，“我在北大读研的时候流行气功热，当时有个大名鼎鼎的‘气功大师’来作报告，全场爆满。他说得神乎其神，什么一发功就让瘫痪的人能跑了啊，听的人都信以为真，对他崇拜得不得了。后来我在美国读博士的时候，这个人又被邀请来美国作报告，我才发觉他讲的事情从头到尾都没有什么证据。他说什么‘气功可以改变DNA的结构’，演讲结束后我去问他，他居然连什么是DNA都不知道！”

　　朱健康念念不忘三位美国的科学家：他的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和亚利桑那大学的系主任。

　　“在许多人看来我的硕士生导师Eugene Nothnagel科研做得并不太成功。他做的课题有点冷门，产出不高，拿的经费很少，但他依然故我，安安心心做自己的研究。我跟他读研的时候他刚从助理教授升到副教授，但我非常佩服他，从他身上学到不少东西。”朱健康说，他是非常典型的老学究，做事一板一眼，古板到研究生都不愿选他的课。他讲的一门课只有我一个人上，但他还是讲得非常认真，在黑板上写啊写，认真地讲完一小时。我事先把自己上课睡觉的坏毛病跟他讲了，他听完后淡然一笑：我讲我的，你睡你的。有好几次我就睡过去了，他就停下来等，我睡醒了接着讲。“他就是这么一个老师，非常好的一个老师！我们现在都是很好的朋友。”

　　朱健康在大学的博士生导师，也是不太受学生喜欢的日裔科学家Paul M.Hasegawa。“他对学生要求太严了，好几个学生上了几年后被他训斥得做不下去。”

　　朱健康说，“但是我跟他学习非常受益。Hasegawa每星期都会给每位学生定个时间，让学生单独汇报自己的研究进展。许多学生见了他都紧张得发抖，但我就很放松，因为我都在认真地做研究，没有成果他也不责备。当我把自己从文献里读到的新东西告诉他，他会很高兴，一点也不觉得难为情。受他的影响，我现在也特别喜欢好的学生，能从他们那儿学到很多新东西。”

　　第三位科学家，是系主任Robert Leonard。“美国高校的系主任握有‘生杀大权’，系里的老师教多少课、涨不涨工资，都是他说了算。系里有很多委员会，加入委员会的教授都要花很多时间做与自己的研究关系不大的事。我刚到系里的时候，他对我说：你很年轻，又喜欢做研究，委员会的活动就尽量让别人多参加好了，课也可以少上一点。我的研究进展很快，许多国家邀请我去做报告，一些教授难免有意见，他却说‘没关系’。”

　　朱健康说，“Leonard真的是为每个人着想，让你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

　　想改变的人多了，国内的学术环境就会有更大的改变

　　植物逆境中心要解决什么问题？

　　“最终的目标就是培育出抗逆、高效的作物新品种，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朱健康说，“抗逆”包括抗旱、抗盐、抗冷、抗热、抗病等。“现在植物抗逆的许多基本科学问题还没解决，全世界的研究机构和跨国公司都在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攻关。这个中心就是想搞懂抗逆的基本原理，进而培育出新的作物新品种。”

　　在美国呆了20多年，能适应国内的学术环境吗？

　　“这也是许多海外留学人员最关心的话题。”他笑着说，“我感觉国内的学术环境在改变。想改变的人多了，回来的人多了，就会有更大的改变。”

　　植物抗逆中心的真正运作，始于今年初。“在中科院上海生命学院的大力支持下，进展很顺利。这两年国内科研经费投入很大，做事情的效率也很高，想到中国做科研的人越来越多。几个月前我从美国一下子招了10个博士后，他们都愿意到上海来。”

　　目前，植物逆境中心的研究团队已有60人，5位首席科学家中还包括两名“千人计划”学者——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教授杨贞标和密歇根大学教授李建明。

　　朱健康坦陈，带领这样一支团队确实有挑战。“不过我愿意做这个事情，以前也有带团队的管理经验。带领一帮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做，比自己一个人做更有趣。”

　　“回国就是想把研究做得更好，如果做不好还不如不回来。”朱健康说，因为自己在美国还有一些研究课题和学生，还要花部分时间。“如果国内进展顺利，我会尽快全职回来。”

　　中科院院长白春礼表示，植物逆境中心将采用与国际接轨的管理和运行机制，实行“人才特区政策”，在用人、财务、管理及考核方面实行灵活政策，努力为科学家创造一流的创新环境。

　　“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当然也有压力。”朱健康说，“基础研究也好、应用研究也好，都有自己的客观规律，需要一定的时间积累。我想有关方面能够理解这一点，不会说今天投入了、明天就要出结果。”（赵永新 王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