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标志着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全面启动。在传统教育体制和人才培养模式弊端日益显现的今天，从民间到政府，教育改革创新的呼声越来越高。

　　2月8日，美国耶鲁大学终身教授、复旦大学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所长许田教授在赴美前一天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的专访，他对中国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表达了自己的担忧，“政府层面的思考比较多，但民间声音反映的比较少，总体上非常不乐观”，同时，他也对中国的创新教育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中国的创新教育第一要向祖先学习，第二要集民间力量办学，第三要实现教育平民化。”

　　现行教育系统把老祖宗的创新传统给丢了

　　前不久，和许田同在耶鲁大学任教的一名华裔教授蔡美儿出版了一本名叫《虎妈妈的战歌》(中文名：《我在美国做妈妈：耶鲁法学院教授的育儿经》，记者注)的书，在美国引起了激烈的讨论。该书介绍了她如何以中国式教育方法管教两个女儿，她骂女儿垃圾、要求每科成绩拿A、不准看电视、琴练不好就不准吃饭等。

　　虎妈的教育方法轰动了美国教育界，并引起美国关于中美教育方法的大讨论，虎妈的故事还登上了《时代》周刊封面，《华尔街日报》也刊载了《虎妈妈的战歌》的节选文章，虎妈所倡导的“华人家庭教育”——以严苛辛辣的教育让孩子成才引来种种争议。蔡美儿为自己辩护说，《虎妈妈》一书，只不过是个人经历而已，并非教育指导手册。后有媒体指出，“虎妈妈式教育”代表的是美国华裔族群精英教育的一个侧面，即使真能“开花结果”，也仅可能在美国教育体系里发生。

　　学生具有想象力、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性思维，似乎从来不存在于中国教育之中。

　　许田教授却认为并非如此。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美国教育界之所以在大张旗鼓地讨论虎妈妈现象，是为了激起民众对教育的重视，而并非认可虎妈妈的教育方法。相反，他认为中华民族的先祖非常有创新性，他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围棋，“所有的民族都有自己的棋类游戏，如果把这些棋类拿来相互比较，就可看出不同的文明程度。围棋的规则看上去非常简单，但现在它是唯一一种计算机不能打败人的棋类，而国际象棋，计算机早就把国际冠军给打败了。围棋形式简洁，但是里面的道理深奥，它的复杂性连计算机都无法撼动。”

　　“如果没有创新教育，中国古代的创造发明、创新思想成就何以如此辉煌？”许田认为，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最具有创新性的历史时期，他举出了诸如差动齿轮、铸铁、期思陂水利工程、十进制和计算器、指南针、舵等一系列春秋战国时期的创新成就，而反观近代科技史，中国基本上没有什么创新成果，“先祖传给了我们出色的基因，创新教育，首先就是要向我们的祖先学习。而我们现在的教育系统，却把我们老祖宗的创新传统给丢了。”许田开玩笑说，现在中国人从早上睁开眼睛到晚上闭上眼睛只有筷子是自己发明的。

　　许田以《论语》中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为例，说明古代书院教育的优势，“那时候都是小班教育，学生和老师之间可以互动，而且可以请不同见解的人来讲课，增强了学生的思辨能力。”许田说，自己在耶鲁大学开设遗传学课程时，一个班级也有70人左右，但会分成4个课程小班教学，“就是为了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

　　教育管理者和办学者真正对教育感兴趣的不多，只是为了向上面负责

　　许田认为，中国现在的教育体系是完全西化的，但是并未真正把西方的教育体制学好，同时又遗失了中国教育的优良传统，“这是因为教育管理者和办学者真正对教育感兴趣的不多，只是为了向上面负责，不出事就好。”许田说，中国有些大学校长，还有自己的实验室，还要抢课题，还要申请经费，“是否全心全意做校长？”他指出，这和中国大学校长的任期制有关系，“最多干8年，当然要找退路了。”

　　“在美国，民间和政府都在办教育，而且最好的学校大多是民间的。而中国并不是没有民间自由办学的传统。”许田说，从春秋时期的孔子讲学、宋明时期的书院到新中国建立前广布农村的私塾都是民间自由办学的典范。“最好的教育都在民间，民办教育的好处有很多，第一就是形成良性竞争，有活力，完全官办的教育很难有竞争；第二是能够建立监督机制，确保每一笔教育开销的使用效率。”许田说，如今要在北大、清华搞改革很困难，但是如果有了来自民间的竞争，情况就会好很多。

　　据悉，自2003年开始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以来，大部分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的民办学校情况并不乐观。据统计，2007～2009年间，上海民办学校由202所萎缩到134所，沪上个别民办学校的骨干教师流失率近50%。在今年的上海两会期间，上海市人大代表周星增就为民办高校的教师“叫屈”：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民办教师和公办享受同等法律地位和权益，但事实并非如此，“公办教师享有事业单位编制，民办教师却是企业编制，不但退休待遇和公办不同，教师在心理上也容易遭受打击，觉得自己不是真正的老师。”

　　对此，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教授认为，在我国教育界，民办与公办，因出身不同，而待遇、地位迥异，纵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开宗明义讲述发展民办教育的重要意义，积极鼓励社会资金投向教育资源，但在现实中，民办学校始终感受低人一等，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无法享有与公办学校一样的权益。

　　“美国的大学教育基金数额富可敌国，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民间已经渐渐聚集起了一批关注教育的力量，它们需要得到更好的运用，政府也要转变思路、努力引导。” 许田教授说。

　　在漫长的应试教育征途中，贫困家庭的子女已被变相剥夺接受教育的权利

　　而对于教育平民化，许田则引用了孔子的“有教无类”的观点，“教育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教育没有高下贵贱之分，国家应该大量选拔人才，而不是只有精英的小孩才能接受精英教育”。许田担忧地说，如今在教育平民化这点上没有上世纪80年代做得好，他举例说，自己的大学同学中，有的真就是放牛娃，“拿到通知书时还在放牛呢”，但现在的大学里却很少能看到穷人的孩子了，“现在的教育存在太多隐性消费，我还会常听到家庭困难的孩子上不起大学的事情。”

　　实际上，从小学到大学，巨额的教育隐性开支已经让中国大部分的普通家庭压力重重。在这漫长的应试教育征途中，贫困家庭的子女已被变相剥夺了接受教育的权利。

　　近年来，尽管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所需花销有所减少，但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父母对传统学校教育以外的教育项目越来越关注，教育被列为家庭消费压力最大的项目之一。

　　然而，自1993年国家提出教育投入占GDP的4%的目标却一直未能实现。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胡瑞文等在课题研究中提出，根据测算，2020年我国全社会教育总投入需占GDP的7%，才能保障我国教育事业在2020年完成扩大规模、提高普及水平、推进均衡发展三大任务。

　　胡瑞文指出，30年来，我国教育经费虽然有了快速增长，但与世界中、上等收入国家相比，我国人均教育经费的绝对值和教育总投入占GDP比重的相对值都较低，教育经费短缺依然是教育事业发展的主要“瓶颈”。

　　“再穷不能穷教育”的传统思想下，一边是家长疲于担负高额的教育费用，一边是国家教育投入占4%的目标未能实现，教育平民化步履维艰。

　　“教育是30年改革最少的领域，现在正是教育改革的好时期。”许田教授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最大的成就还是在经济领域。要说阻力大，30年前反对改革开放的人比现在多得多，但那是下了决心做的。而现在，国家富强了，民间有资本了，正是改革的大好时机，创新教育改革可以先行。”